研究动态
首页 > 研究动态 > 正文

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七)——宋玉宅调查报告

上传时间:2014-06-30 17:30:54   文章来源:   评论:0 点击数量:
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七)
——宋玉宅调查报告
(刘刚   关杰   王梦   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
       在古代文献中,明确记载有宋玉宅的地方有湖北宜城、荆州、秭归、钟祥与湖南临澧等五处。为此我们在2013年和2014年间对上述各地作了田野调查,兹报告如下:
  一、宜城宋玉宅

1、调查印象
       关于湖北宜城宋玉宅,据清程启安等撰《宜城县志》记载,宋玉宅与宋玉墓在一处。位于今宜城市南郊腊树园村四组,现为一片菜地。(图一)据宜城宋玉研究者退休干部余建东介绍,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宜城县,东南角,宋玉墓在那里落。宋玉本是楚大夫,《九辩》千古绝调歌,生养死葬在楚国。”民谣中提及的宋玉宅方位与《县志》“宅在县南三里”、“墓在县南三里,宋玉宅后”的记载基本一致。遗址的具体位置,据目测,西距南北向观光路约120米,北距东西向自然村水泥路约100米,东距南北向自然村土石路约60米,南距东西向通往“襄大饲料”公司的南环二路约240米。遗址的东北角和北面是四组村民民宅,西南方向有许多种植蔬菜的塑料大棚,遗址上种着瓠瓜等时令蔬菜。据当地村民介绍,宋玉宅早已无存,宋玉墓被破坏的时间是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6年和1967年,有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背景。然而村民说,与“文革”时为“破四旧”而“打砸抢”无关,但分析当时的情势,可能与宋玉墓被视为“四旧”而失去了相关保护有关。遗址被破坏的直接原因是拆墓取砖,而拆墓取砖的目的起初是,为了解决生产队建库房与磨房等缺少用砖的问题。以此推测,起初拆墓取砖可能是当时腊树园村四队有组织的集体行为。集体拆完后,村民有了需要就自己来挖,断断续续,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如今已看不出宋玉宅及宋玉墓的任何迹象,只有当年从墓上拆取的墓砖还残留在废弃的库房与磨房的残垣断壁中,或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矮墙上。
        然而《宜城县志》记载的宋玉宅遗址受到了当地文物部门的质疑,在宜城市博物馆关于宋玉故里的文字说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宋玉,战国晚期楚国鄢郢(今宜城市)人,据《水经注》卷二八《沔水篇》的记载,宋玉故里应在今楚皇城古城址以南,而清同治间编修的《宜城县志》则据省志的记载,将其向北移至今宜城市区南的腊树园村。”这个说明关于宋玉故里的方位虽没有明确下断语,但还是可以看得清楚,意思是说,宋玉宅应在楚皇城遗址以南,而不是在今宜城市区以南,即根据《水经注》的记载认为同治版《宜城县志》的记述是错误的。这个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水经注》在叙述“城故鄢郢之旧都”和城中汉代“秦颉墓”后说:“城南有宋玉宅。”明确说明了“宋玉宅”的方位,但所谓“城南”不当是“在今楚皇城古城址以南”,而应在今楚皇城古城址城垣内的南部区域。郦道元所谓的“鄢郢”即是宜城博物馆宋玉故里说明中所说的“楚皇城”,位于今宜城市东南约十五公里的郑集镇南。我们在考察楚皇城时,只能看见四围城垣与城垣外护城河的遗迹,而城垣内外均是稻田,已没有了宫殿和房屋的遗迹,曾经的考古探方也已回填。(图二)据曲英杰《长江古城址》介绍,宜城楚皇城“城址所在为一高岗东部阶地边沿。据考古资料可知,其四面城垣保存较为完整,除东垣蜿蜒曲折外,其余三面城垣均较平直,平面略呈矩形,方向约为20︒,偏于东南。城内面积2.2平方千米,周长6440米,东垣长2000米,南垣长1500米,西垣长1840米,北垣长1080米。”“四面城垣各有两处缺口,自北、东、南、西依次被称为大北门、小北门、小东门、大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大西门、小西门。”“其原东垣北门、南门当与西垣北门、南门互相对应,由此而形成八座城门两两相对之势,而城门所连通之路呈井字形交叉,中央为宫城所在。与郢都相比,其规模显然小些,而形制更为方正,城内布局则类同。”⑴宋玉宅就应当在这“井”字形城市格局的南城区,然在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有关宋玉宅的直接文物证据。

2、文献记载
       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载:“宋玉者,楚之鄢人,故宜城有宋玉冢。”这是最早的宋玉籍贯的记载,但仅以宋玉冢为证,并未言及宋玉宅。最早言及宋玉宅的是北魏的郦道元,其《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说:“(鄢郢)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宋玉既为古之鄢今之宜城人,那么此地有宋玉宅自然合于情理,故后世地志多从之。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七十七《古迹志·宜城县》:宋玉宅,在县南三十里,宋玉墓之南。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襄阳府·古迹》:宋玉宅,在宜城县南三十里。《水经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
         清程启安等《同治宜城县志》卷一下《方舆志·宅墓》:宋玉宅在县南三里,宋玉墓南。《道志》《省志》俱误云三十里。县南有宋玉宅(《水经注》)。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一统志》)。按:《渚宫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健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哀江南赋》所谓“诛茅宋玉之宅”是也。又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有宋玉宅;《郢中》又纪,洪武中建安陆州学于兰台,即宋玉宅旧址,又不但如《一统志》所言三者已也。盖名贤所至人争艳之,昔日居停之所,后世莫不以故宅目之。然玉乃宜产,宅又在墓侧,自当以在宜城者为确(《采访记》)。
        又卷一下《方舆志·宅墓》:楚大夫宋玉墓在县南三里,宋玉宅后,有三冢并列。明嘉靖中建祠其旁(《省志》)。今宅已废,墓大及亩,或合三冢而并于一耶?明正德中知县朱崇学立碑识之,嘉靖间都御史路迎建祠堂于墓前,自为记勒于碑。祠堂已圮。今尚书赵宏恩观察襄郧时题诗勒石,与路碑俱存(《府志》)。嘉庆间邑令方策周缭以垣,植所宜木其中,兼置守冢者畀以田,立碑记之(《采访记》)。
         又卷九《艺文志上》:明路迎《宋玉墓祠记》言:鄢郢之墟,衢道之交,有封若堂,巍然独存,曰此楚大夫宋玉之藏也。呜呼逖矣,巧尽于器,习数则贯,道系于神,人亡则灭,而况于所藏耶。是故通川过日,甄陶改岁,在城郭则夷之,在穷谷则遗之,其有存焉幸也。防山之麓,仲尼诧其未明,渦水之尾,西北改其故处,存而信者亦幸也。若明天地之数,用智于支反甲穷之间,则樗里景纯亦能为之,故塈阴寄居,先沧海而后桑田,渭南化台,左长乐而右武库,殆不可常论者,乃有名公高士,瘗玉埋香,青鸟成其邱陇,白马启其石函,怀古思贤,有识有记,乱离兵火,弗薙弗发,是能随阴阳以螎冶,集不朽之良图者,其大夫之谓欤?夫《高唐》《神女》,讽襄王之佚荡,不忘君也;《九辩》《招魂》,哀屈原之放逐,不背本也;无失为故,待景差于蒲骚,能笃友也;近则唐勒,祖其从容;远则少陵,述其儒雅;因云洒润,芬泽易流;乘风载响,音徽自远;盖绝节高唱,而肆义放芳讯者。观阳春之台,因文而建;稽巫山之祀,以赋而成。览影偶质,犹或丽之;指迹慕远,亦或张之。然则名与藏而俱存,虽千百世无惑矣。而混淆邱界,五侣上留,樵采弗禁,耕牧同施,吾感焉。是故屋而垣之,礼也。又惧流于简者弗将,而垂于是者难继,微以昆著,瓒以助洪,其大夫之灵,山川之所拱卫,典守者之攸司也。仆又何知焉。
          又卷九《艺文志上》:清方策《修楚大夫宋玉墓垣碑》言:古者太史陈诗亦观民风,而楚无诗,韩昌黎曰:“楚大国也,以屈原鸣。”太史公曰:“屈原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词令,而以赋见称。”骚坛屈宋谁昔然矣。予籍闽南,徃党有三才子、十才子之日,居恒仰止乡先生,而骚赋则规抚屈宋,屈宋固骚赋之祖也。乙亥二月,摄官宜城。今考邑志,城南三里有宋玉宅,宅后不数武,冢与毗连。以冢证之,《渚宫故事》谓宅在江陵者,是躛言也。予春行县,问其宅,星移物换,冢独孑然,道周蓬颗蔽之。《志》载前明正德间,邑令朱崇学檦其墓,历曰楚大夫宋玉之墓,大书特书,冢即不为堌冢抗言。自昔嘉靖间,抚治路迎置守冢一家,今已人事代谢矣。建祠宇三楹,荒草中隐隐剩石磉二,败瓦颓垣无有矣。过此以往,又乌知冢外周遭壖地不犁为田也,牧人踯躅而咿嚶。予亦低回留之不忍去。去岁嘉平月既望,予捐赀鸠工,胡不辇山石,石有时以泐,终为他人柱下石也;胡不以属搏埴之工,中唐有甓,范土火烁而成质,火气尽而质坏,土偶所谓仍然故我也。惟荒度土功,规墓而抚之,周于四隅堵墙,方而围之,墙高与冢埒,墙围广袤七十五丈有奇,护墓羡也。墙内树其土之所宜木若干柯,不必白杨萧萧也。料工再徙月而工竣,又置其旁良田若干亩给守冢,捍牧圉、禁樵采也。国稞粮注曰宋田可久,则贤人之业也。废扫而更,怠张而相。予适墓而踌躇四顾,旷如也,奥如也。予因之有感矣,宋大夫生而宅于宜,及窆而抱磨于宜,始终固宜人也;三闾大夫生于秭归,归之北土,人犹有指其里居者,而泊怀南徂土沙,投于长沙之汨罗以死,两人之所遭固有幸不幸也。予令宜邑岁一周,宋大夫之里居邱墓旦暮迂之;三闾大夫琐尾流离,之生之死,两湖南北,地角天涯,以予宦途所未经,亦如宋玉之赋《招魂》,想象于无何有之乡,则予之景仰于二人者所迂又有幸不幸也。古人数千百年后之遗踪,予今曰数千百里外之凭吊,我不见古人,古人不见我,魂归来些,感慨系之矣。
          古代文献向我们传递的宋玉宅信息是:一、《水经注》说宋玉宅在古之鄢郢南;二、《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说宋玉宅在县南三十里,宋玉墓之南;三、《宜城县志》说宋玉宅在县南三里,宋玉墓南;四、在清同治年间宋玉宅已废。在这些信息中,关于宋玉宅位置的描述并不能吻合:首先,《水经注》的地标参照是鄢郢,其遗址今称之为楚皇城,而《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宜城县志》的参照是清代的宜城县治所,亦即今之宜城市市区。其次,《水经注》未描述宋玉宅与其参照的距离,《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说宋玉宅在县南三十里,《宜城县志》说宋玉宅在县南三里。再次,《襄阳耆旧传》只言宋玉墓,《水经注》只言宋玉宅,并未说二者是比邻的关系,而《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宜城县志》均说宋玉宅与宋玉墓比邻,位置在墓之南。那么,谁的说法是可信的呢?按学理当然是以早出者为是,亦即《襄阳耆旧传》与《水经注》是可信的。以此为前提推论,《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以宜城为参照说宋玉宅在县南三十里,并没有错,并不像《县志》所说“俱误云三十里”,因为宜城南三十市里恰是古鄢郢遗址楚皇城的位置。《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的错误在于将本不比邻的宋玉宅与宋玉墓捏合在一起了。至于《宜城县志》说宋玉宅在县南三里,则是承继了《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将宋玉宅与宋玉墓捏合在一起的错误,以为宋玉墓的位置就是宋玉宅的位置。宜城市博物馆关于宋玉故里的文字说明只是发现了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

3、问题讨论
       我们认为,宋玉宅与宋玉墓当如《襄阳耆旧传》与《水经注》所言,并不毗连,宋玉宅当在今宜城市西南十五公里古鄢郢遗址楚皇城中,宋玉墓则在今宜城市南郊腊树园村。其理由是:1、《襄阳耆旧传》与《水经注》分别记述宋玉墓与宋玉宅,并未说二者毗连,如若比邻二书则当一并记述;2、按照先秦楚人的丧葬习俗,都城居民是不会把墓地安置在城中住宅附近,也不会安葬在城市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已经勘探明确或部分发掘的战国楚都纪南城外墓葬、云梦楚王城南的珍珠坡、季家湖古城周围的丘陵地带等楚墓考古发掘报告中得到证明。关于宋玉墓,按照战国以及秦汉的政区地理,当在鄢郢故城城外的北方。这个葬地完全符合先秦楚人的葬俗葬制。3、宋玉墓本在先秦鄢郢、汉之宜城、今之楚皇城以北,清代志书标示宋玉墓在宜城南,是由于宜城治所由南向北迁移所致。宜城,战国为楚之鄢郢;秦置鄢县,汉时始名宜城,《寰宇记》说汉属鄢,《元和志》说汉属邔;南北朝宋时于宜城地立华山郡指定郡治为大堤村(后称大堤城);南北朝魏时又改华山郡为宜城郡。其后虽时有易名,虽或称郡或称县,但治所未变,始终在古之大堤城,亦即今之宜城市区。这就是宋玉墓被《县志》标示在县之南的原因。4、宜城县治迁徙之后,旧城逐渐被废弃,“宜城”之地名也因作为新县治名称而旧城仅以“故城”称之,更有甚者五代后梁时梁太祖为避其父名讳“诚”而更其名为“故墙”,明清之际又因音近而讹“墙”为“襄”,复加“城”字称“故襄城”,致使鄢郢在地名沿革变易中,距离其历史称谓愈来愈远,甚或面貌全非。这样一来,人们就将文献中记载的宜城故城南的宋玉宅与宜城新城南的宋玉墓联系起来,错放在以新地名为坐标的遗址方位表述之上。关于上述理由,我们在《宜城调查报告》中已有详细的论述,于此则不赘述。

二、荆州宋玉宅
 
1、调查印象
       湖北荆州宋玉宅,据《江陵县志》记载其遗址有三处,一在城北三里,一在城西池小洲上,一在城东部的承天寺故址。三处遗址哪一处是所谓的宋玉宅遗址,至今尚无定论。
        所谓城北三里的宋玉宅遗址,据1990年新编的《荆州县志》,在今荆州古城北三里的宋家湾西南。此地在今天新城市建设的背景下仍然是个比较偏僻的所在,不通公交车,甚至如今的荆州古城内与古城周边的居民大都不知晓宋家湾这个地名。我们在调查时,按照《荆州市城区图》的指示,一路询问当地的老年人,步行近一个小时,才最终找到了宋家湾。原来宋家湾是个老地名,今已经被改称为红光村一组。在宋家湾,我们走访了许多老年人,然而没有人知道宋玉宅遗址的事情,后来我们在村子最南边询问时提到了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一位热心的村民才指点着东南方田间的一幢房子告诉我们,那里有座“三闾祠”。此祠按照其匾额的全称叫“三闾古祠”(图三),坐落在田间一块台地上,台地略呈正方形,边长约20米,比周边田地高出约1.5米,(图四)与新编《县志》所述相吻合,然而其方位与新编《县志》记载却有出入,其不在宋家湾村的西南,而是位于东南。于是我们又沿着田间小路绕着村子从东南向西南察看,几乎绕了大半个村子,再没有发现类似的台地,因此我们觉得三闾古祠就应当是新编《县志》记述的宋玉宅遗址,而《县志》的方位表述可能有误。据村民介绍,现在的红光村一组旧称宋家湾,红光村二组旧称潘家台。三闾古祠位于宋家湾的东南,潘家台的西南,由于宋家湾与潘家台两个村子今已连为一体,而《荆州市城区图》中又没有了潘家台的名称,于其地只标示宋家湾的地名,新编《县志》才错将潘家台当作了宋家湾,因此便出现了“宋玉宅,在县城北三里宋家湾西南”的误记,而其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宋玉宅,在县城(即荆州古城)北三里宋家湾东南,潘家台西南。关于三闾古祠,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单体建筑,长约15米,宽约5米,高约6米,居中开门,门两边各开一窗,门前是一个南北约14米、东西约16米的小广场,小广场中立有一座香炉,整个建筑颇为简陋。值得注意的是,祠中供奉的不是屈原或宋玉,而是三尊不知名的神像,(图五)据村民说是关公等文武财神,但看上去却与常见的文武财神不那么相像。这座三闾古祠历史颇为久远,据那位热心的村民讲,他86岁的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就有这座古祠了,原本供奉屈原与其弟子宋玉,原祠在“文革”时被毁,现存的建筑是“文革”后村民们集资重建的。从“三闾古祠”的题名与民间传说分析,当与古人认为宋玉宅在此地有一定的联系。
        所谓城西池小洲上的宋玉宅遗址,是依据《晋书·罗含传》作出的推测,原传并没有记载“城西池”的里程,而《大清一统志》却说“在江陵县城西三里”,《光绪续修江陵县志》更演绎《罗含传》说“于城西三里小洲立茅屋”。如此的表述很可能是受“城北三里”之说的影响而致误,或以为“城北三里”说方位有误,便依据“城西池”的方向,将“北”改写为“西”,致使误记。考《同治江陵县志》,城西有西湖,距城十里;城西北有赤湖,距城十五里,二湖均与所谓“城西三里”之湖的里程记述差距太大。然城内西部亦有二湖,一在西北角城墙下,名后湖,一名北湖;一在西南角城墙下,称西湖。我们认为《罗含传》所说的“城西池”当指此二湖之一。于是我们实地考察了这两处湖,西湖面积较小,水中并无小洲;后湖水面颇大,水中有两处可视为岛屿的小洲,所以我们认为这里当是《罗含传》所说的“城西池”。后湖,如今当地人称之为北湖,上个世纪末曾被开辟为以“三国”为内容的主题公园,今虽已废弃,其处仍然称“三国公园”。其位置在大北门与西门之间,湖为半月形,呈从西南向东北倾斜的走向,(图六)西北湖岸沿城墙走势而倾斜,东南岸为弧形,南临荆州博物馆,东临西城街道办事处。(图七)最大长度约在1000米以上,最大宽度约有400米左右。湖中的两处小洲,接近湖心者,呈椭圆形,最大直径约有百米,其上修建的三层仿古建筑,(图八)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据说是文物部门的办公楼;位于湖西部者,呈长方形,长约120米,宽约80米,其上曾是公园的儿童游乐场,现已废弃。两处小洲均有堤路与湖岸相连,小洲之间也有一北一南两条架有石桥的堤路相接。水面波光潋滟,堤岸树木成荫,环境堪称优雅,当年罗含择居于此,确实可以实现其躲避喧嚣的情志。
        所谓城东承天寺故址的宋玉宅遗址,今已无遗迹可寻。承天寺为荆州历史最为悠久的寺庙,(图九)相传此地原为晋罗含的廨舍,罗含致仕后将这一廨舍捐给了寺庙,但对于这一说法同治与光绪《县志》均已提出怀疑,以为传闻与事实不符。据《光绪续修江陵县志》载“旧有古舍利七,唐画罗汉十六尊”,可知至少在唐代此寺业已存在。寺之大殿在抗日战争中虽遭日军破坏,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寺中钟鼓楼尚在,50年代末期因扩建“荆州东路”才被拆除。其故址即在今荆州东路路段内,20路等近十路公交车在其故址处设有“钟鼓楼”站点。(图十)此路为东西向,西与屈原路十字相交,东直通古城东门,属于古城内最为宽敞的街路。现街路两旁都是现代城市建筑,多为商铺,也有政府机关,一派繁华景象。“钟鼓楼”站点北侧有一规模颇大的酒店,名曰“鼓楼宴”,(图十一)很可能就是承天寺的故址。考之承天寺的老照片,上个世纪30、40年代承天寺的所在地并不像如今这样繁华,虽地处古城内,但是显得相对的偏僻、荒凉。晋罗含居住时,其景象如何,则不得而知。
 
2、文献记载
    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有宋玉宅,源于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赋》中“诛茅宋玉之宅”的描写,后又有唐杜甫“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的诗句为佐证,因而宋以来文献言荆州宋玉宅即以此为据。
      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李君翁《诗话·卜居》云:“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诗人皆以为宋玉事,岂《卜居》亦宋玉拟屈原作耶?”庾信《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据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知古《渚宫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归荆南》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在夔府咏怀古迹》云:“摇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诗》云:“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盖归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也。李义山亦云:“却将宋玉临江宅,异代仍教庾信居。”
      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二十七《江陵府》:宋玉,有故宅。杜甫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七十一《居宋玉宅》:梁庾信,字子山,肩吾之子,居宋玉故宅,信《哀江南赋》所谓“诛茅宋玉宅”是也。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六朝·庾信》:庾信,字子山,梁散骑常侍。侯景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归荆南》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义山亦云:“却将宋玉临江宅,异代仍教庾信居。”信后为周轻骑将军开府。
      明张尚儒《归州志》卷六《荆州》: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本注):宋玉旧宅在江陵城北。《渚宫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入蜀记》:“宋玉宅今为酒家。” 
      清孔自来《顺治江陵志馀·志古迹》:宋玉宅,在渚宫内。杜甫送人之荆州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渚宫故事》云,庾信亦居之。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李义山亦云,“却将宋玉临江宅,异代仍教庾信居。”今秭归、安陆、宜城皆有宋玉宅,尽附会耳。
      清孔自来《顺治江陵志馀·志古迹》:庾信宅,在城北三里。庾楼,其别墅也。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子美诗,“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又云,“荒林庾信宅,为仗主人留。”信有《小园赋》云:“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雨。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见闲居之乐。”所云宋玉宅者,即其地矣。
       清张英、王士祯等《渊鉴类函》卷三百四十五《居处部》:《西溪丛语》曰:梁庾信,字子山,肩吾之子,居宋玉故宅。信《哀江南赋》所云“诛茅宋玉宅”是也。
        清姚培谦、张云卿、张隆孙《类腋》卷六《荆州府·古迹》: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注:宋玉旧宅在江陵城北。《渚宫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入蜀记》:宋玉宅今为酒家。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七十七《古迹志·江陵县》:罗含宅,在城内,今承天寺即其故址。庾信亦居之,唐杜甫诗,“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落谁家。”按李义山诗,“却将宋玉临江宅,异代仍教庾信居。”宋玉宅亦在此。
         清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又访宋玉故宅于城北。昔庾信遇侯景之乱,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继改为酒家,今则不可复识矣。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六十八《荆州府•古迹》:宋玉宅,在江陵县城西三里,北周庾信居之。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
          清倪文蔚等《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二十五《名胜》:宋玉宅,在城北三里。杜少陵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按宋玉宅有三:一宜城城南,见《水经注》;一归州,杜诗所谓“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也;一江陵,是罗含宅。《晋书·罗含传》:含为桓温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三里小洲立茅屋,伐木为床,织苇为席以居。《渚宫记》云:安成王在镇,以罗含故宅借录事刘朗之。尝见一丈夫衣冠甚伟,惊问,失之,朗之俄以罪见黜。人谓君章有神。即今承天寺基。
          分析上述文献关于荆州宋玉宅的记述,自宋至明虽言荆州江陵有宋玉宅,但尚未言及具体位置,自明《归州志》始方着意言说宋玉宅在荆州江陵的位置,然而所记存有分歧,《归州志》《类腋》《浮生六记》言在江陵城北,《光绪续修江陵县志》亦存城北说;《江陵志馀》言在渚宫之内,亦存“在城北三里”之说;《湖广通志》言在城内承天寺,《光绪续修江陵县志》言在城东承天寺;《大清一统志》言在城西三里。归纳起来实为三说,即城北说、城东说与城西说。至于“渚宫之内”说可归入城东说,因为据文献记载渚宫遗址就在古之江陵城东南;而“城内承天寺”说亦同城东说,《江陵志馀》载“承天寺在城东,晋罗含之廨舍也”,这里说的“城东”是城内东部的意思。前已言及,寺之大殿在抗日战争中虽遭日军破坏,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寺中钟鼓楼尚在,50年代末期因扩建“荆州东路”才被拆除,可证寺址确在城内东部。值得注意的是,三种说法推理的前提是相同的,他们根据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和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三)“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认为罗含、庾信先后在宋玉宅居住过,故以之为据判断宋玉宅的位置。这个思路是可行的,然而文献中有关罗含宅、庾信宅的记载本身就存在不同的说法,因而对宋玉宅的推测必然产生分歧。如:据《江陵志馀》庾信宅有二,一在城北三里,一在城东五里,近处有庾楼。城北说即据“城北三里”立论。又如:《晋书·罗含传》说:“(罗含)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床,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宴如也。”《江陵志馀》说罗含宅有三,一在城东承天寺,一在城西池小洲上,一在城南三里。城东说是据其“廨舍”之宅,城西说是据其“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之宅。倘若江陵果真有宋玉宅,按照相关方志的推理逻辑,我们认为推测时还应满足一个条件,这就是晋之罗含、南北朝之庾信都曾居住过的地方才可能是宋玉宅遗址。《明一统志》卷六十二:“罗含宅在府城内,今承天寺即其故址,庾信亦居之。唐杜甫诗:‘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庾信《小园赋》云:“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雨。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见闲居之乐。”庾信之居即“近市”又“面城”,显而易见描写的是城内街市环境,而不是城外村野田园风光。因此我们赞同《江陵志馀》《湖广通志》《光绪续修江陵县志》的说法,宋玉宅遗址当在承天寺基址范围内。湖北省江陵县志编委会1990年编撰的《江陵县志》说:“宋玉宅,在县城北三里宋家湾西南。为战国时著名辞赋家宋玉居宅。南朝侯景之乱时,著名文学家庾信到江陵附梁元帝,居宋玉宅。杜甫有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宅早毁,今存边长20米、高1.5米的正方形台基。”⑵这个推断承旧之“城北说”,不足为信;其台基虽为古遗址,然当属他人或它用。
 
3、问题讨论
       清孔自来《顺治江陵志馀·志古迹》:“宋玉宅,在渚宫内。”“今秭归、安陆、宜城皆有宋玉宅,尽附会耳。”此断言未免武断。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在宜城县南三十里。《水经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似有纠正《江陵志馀》之意。然江陵宋玉宅也有可疑之处,1、依据来源于文人庾信与杜甫的文学创作,较之史部文献其可信度自然要打些折扣。况且对于庾信“诛茅宋玉之宅”的描写,杜甫用“曾闻”来表述,似将庾信之说当作传闻来对待,并未将其传达出的宋玉宅信息看做信史。2、宋玉《对楚王问》提及楚都“郢”,这是唯一可以证明宋玉曾居处于“郢”的证据,然而这个“郢”是不是指南郢(荆州城北之纪南城楚都遗址)尚有待研究,因为在宋玉生活的时代称“郢”者还有陈郢和寿郢。这就是说宋玉是否“服官郢都”是个有待考证的问题,假如宋玉不曾“服官郢都”,那么荆州的宋玉宅就值得怀疑了。3、传世的宋玉赋,大多描述宋玉从楚襄王游,奉楚襄王之命而作赋,说明宋玉在楚襄王朝的确在朝为官。然而楚襄王从公元前298年即位到公元前262年去世,在位38年,前21年在南郢,后17年在陈郢。宋玉何时入仕侍王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假若宋玉在楚襄王迁都陈郢后才成为小臣或大夫,那么荆州的宋玉宅也是值得怀疑的。4、按照地志的凡例,凡生于其地的历史名人或在其地居处过文化名流,都要在《人物志》中记载其事迹或在《艺文志》中著录其诗文,而《顺治江陵志馀》与《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均没有关于宋玉的事迹记载或诗文著录。这似乎说明二志之作者对于宋玉“服官郢都”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坚信不疑。

三、秭归宋玉宅
 
1、调查印象
       古代资料记载湖北秭归宋玉宅在相公岭下,明张尚儒《归州志》卷一《山川》言:“相公岭在州东五里,下有宋玉宅旧址。”然而如今的秭归地图上却找不到相公岭的标识,询问当地的楚辞研究者,他告诉我们因长江大坝蓄水被废弃的秭归屈原祠所在地就是相公岭的大致位置。于是我们在面的司机的帮助下找到了秭归镇屈原祠遗址。屈原祠遗址位于新移建的秭归镇西约五公里的向家坪,遗址主体已被上涨的江水淹没,尚残留于江北缓坡上的屈原祠遗址,被圈在一座柑桔加工厂的围墙中,位置在厂区的东部。残留的屈原祠建筑座北朝南,最北边的原屈原纪念馆是座二层堂馆式建筑,(图十二)纪念馆门前大约两米高的台阶下是一颇为开阔的长方形庭院,庭院中央残留着屈原塑像的基座,两侧为碑廊,其中碑已被迁走,只存有尚未拆除的碑廊建筑,庭院的南端是石砌的围栏,(图十三)围栏下便是江水了。据方志与屈原祠的搬迁情况推测,宋玉宅遗址就在这围栏西南1.5公里的江水之中。(图十四)据今三峡大坝西秭归县县政府所在地新建的屈原祠内展示的图片及文字说明,我们如今看到的秭归镇屈原祠并不是清代屈原祠的旧址,而是在葛洲坝建设期间1977年动工1982年建成的,由相公岭下清代原址移迁至此的基址,清代原址在葛洲坝蓄水后早已淹没了。以葛洲坝蓄水后水位130米、长江大坝蓄水水位175米计算,清代屈原祠遗址至少在水下45米的地方。找到清代屈原祠旧址的位置,对于寻觅传说中的秭归宋玉宅非常重要,因为据《归州志》记载,“屈沱,州东五里。《见闻后录》‘屈沱,屈原故里也。’今沱北岸上有屈公祠、三闾大夫墓。”此则记载与方志中“相公岭在州东五里”、“楚宋大夫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的记载在方位与距离上正相吻合,说明宋玉宅就在清代屈原祠遗址附近。令人遗憾的是,屈沱北岸的清代屈原祠与相公岭下的宋玉宅遗址都已淹没在江中,放眼望去唯江水茫茫,悠思茫茫而已。
 
2、文献记载
      唐杜甫在夔州有《咏怀古迹》诗:“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此诗即面对秭归宋玉宅有感而发。后世言秭归宋玉宅当源本于此。
      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宋玉宅,相传秭归县治即其旧址。县左旗亭,好事者题作宋玉东家。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秭归县亦传为宋玉宅,杜子美诗云:“宋玉悲秋宅”,谓此。县旁有酒垆,或为题作宋玉东家。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八《入蜀记》:十九日,群集于归乡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访宋玉宅,在秭归县之东,今为酒家,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讳去之,或遂由此失传,可惜也。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七《读文集九•范石湖文》:秭归县治,世传宋玉宅,旗亭题宋玉东家。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古迹》:宋玉宅,在归州旧治东五里。唐杜甫诗:“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明张尚儒《归州志》卷一《古迹》:楚宋大夫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旧址犹在。《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十三《遗迹类·二五》:归州山水粗劣,与巴东略似,三闾大夫实产是乡,屈原宅、女媭庙、女媭砧皆在。其里有宋玉宅,放翁入蜀时尚见石刻。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十《归州》:相公岭,州东二里,上有宋玉宅址。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七十七 《古迹志·归州》:宋玉宅,按《水经注》,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通志》:在归州旧治东五里。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三《宜昌府·古迹》:宋玉宅,在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陆游《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之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清陈诗《湖北旧闻录》卷二十二《坛庙》:三闾大夫庙,在归州东二里相公岭。祀楚屈平,以宋玉配。
      清胡凤丹《青冢志》卷一《古迹》:明妃庙、县傍有酒垆,或为题作宋玉东家,属邑兴山县,王嫱生焉。(吴船录) 
      清聂光銮、觉罗桂茂等《同治宜昌府志》卷二《疆域下·古迹》:楚宋大夫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旧址犹存。《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清李炘等《光绪八年刊归州志》卷八《古迹》:楚大夫宋玉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旧址犹存。《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阅读上引文献,宋代的说法是一致的,均以当时的县治(即县衙)为宋玉宅遗址。明代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均言在归州县治(指县衙所在地)东五里。宋代与明代标示的不同,较好理解,是治所的迁移造成的。《光绪八年刊归州志》卷一《沿革》记载:“州治,秭归故城南临大江,故老谓刘先主故城,盖征吴所筑也。宋端平三年,元兵至江北,遂迁治于江南屈沱,次新滩,又次白沙、南浦。(见《元史》)”“明洪武初,治丹阳城。四年徙长宁与千户所同城。”“明嘉靖十四年始迁今治。”然而初读清代的说法比较混乱,《同治宜昌府志》《光绪八年刊归州志》言在“州东五里相公岭下”;《大清一统志》言“在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湖北旧闻录》承其说;《湖广通志》存两说,一言“相公岭,州东二里,上有宋玉宅址”,一言“在归州旧治东五里”;至于《带经堂诗话》《青冢志》是转述宋人之说可以不计。仔细分析,清代诸说虽然所标示的距离不同,但都说旧址地处相公岭,参照的地标是相同的。这就说明在清代初期,秭归县治又由明代嘉靖间的治所向东迁徙了三里。故而雍正《湖广通志》存两说,以清代新治说为“州东二里”,以明代治所说“在归州旧治东五里”。然而晚于雍正十年刊《湖广通志》和乾隆五十四年刊《大清一统志》的《同治宜昌府志》《光绪八年刊归州志》又承明人说,言在“州东五里相公岭下”,这又似乎是说至迟同治时秭归治所又迁回到明代嘉靖之旧治。然《清史稿》未记秭归县治迁徙事,故有待详考。
       
3、问题讨论
       关于秭归宋玉宅,自有记载以来便是以一种不十分肯定的语气落笔的,唐杜甫言之有“舟人指点到今疑”之语,宋范成大、黄震言之有“相传”“亦传”“世传”等词语的限定,陆游更记述了“郡人避太守家讳去”“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的对古迹宋玉宅毫不介意的事例。直至明代后期明清人才将秭归宋玉宅旧址坐实,且以为是宋玉“从屈原游学时所居”。(清恩联、王万芳等《光绪襄阳府志》注,此语来源是清《通志》所引明《一统志》。)因此关于秭归宋玉宅问题可从屈原居于秭归和宋玉与屈原之关系考之。一、关于屈原居于秭归:秭归被认为是屈原故里源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说:“(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其书又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为证,“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其实当下研究者提出的屈原故里说至少有秭归、郢都、南阳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且不讨论屈原故里到底在哪里,权就秭归为说。然而史料与屈原辞赋中没有屈原在秭归的记载或描述,有关屈原在秭归的一些事都来源于民间传说,比如今屈原镇乐平里的香炉坪宅基、照面井、读书洞等承载的,都是屈原青少年时期的故事。有关屈原成年后在秭归的事,仅有《水经注》引袁山松曰“父老传言,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就是这些不大可信的传说,也不能证明屈原在秭归带过学生和宋玉从屈原游学。关于宋玉为屈原弟子:此说虽见于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但据《史记·屈原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记载,现当代学者都认为王逸说有误,屈原与宋玉之间并没有师生关系。以此推之,秭归宋玉宅是因为秭归为屈原故里而宋玉又为屈原弟子附会出来的。近人吴郁芳以为宋玉在楚郢都被秦攻占后避难于此,亦为缺乏实证的臆说。⑶

四、钟祥宋玉宅
 
  1. 调查印象
      湖北钟祥,唐代称郢中,明代称承天。钟祥宋玉宅遗迹已不复存在,只有传说中的宋玉井经清人修缮保留至今,所以我们的调查是以宋玉井为地标的。
      传说的宋玉井,位于钟祥城区石城中路中段与崇岵街交叉路口东南方约50米处,北与钟祥市实验小学隔着石城中路而南北相对。我们考察时,宋玉井正在维修。井上原有亭,已被拆除,亭之基址约3.5米见方,基址处已下挖至距地面0.3米左右的深度,基址周边暴露出六根因拆除井亭而折断的水泥亭柱的基础部分。井在亭址的正当中,井口有圆形青石井圈,当为整石凿穿打磨而成,清李堂馥《重修宋玉井记》云:清顺治初,署守娄镇远重修此井,“至口则穿石为盘栏”。此青石井圈是为清初遗物。井口被人用一方古建筑遗留的石柱础倒翻过来压盖着(查《走进钟祥》一书的宋玉井照片已然),(图十五)其所为意在保护古井,防止游人向古井内投放杂物,然而从景观形象的角度说,实在是有伤观瞻,且使人无法探看井之内壁、深度与水质,无法进一步了解古井。据清李堂馥《记》曰:“捐俸鸠工,先架水车辘轳以洩其积,凿可四丈许,得泉有四,其一竅出西北,适当井肋,一自东来稍下之,最下二竅,自底上涌,胥清流涓涓,弗克遏也。乃命匠师钉木镇石,纵横围砌,实以錬土,层累而上,如建浮级于九渊中,至口则穿石为盘栏,有亭覆其上。”此盖清初重修宋玉井时井内、井外之大概。此井是为古井无疑,但是否是战国时的遗物,只凭目测难以断定。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重修前宋玉井的旧貌,也没有时间等待一睹重修后的宋玉井新颜,但是我们看到了宋玉井地表下的一部分,也可谓颇有机缘。在此次重修前,1983年钟祥县政府曾重建宋玉井亭,据1990年版《钟祥县志》记载,“其形为六角歇山顶建筑,盖以绿色琉璃瓦,斗拱木结构,六柱由水泥混凝土浇灌而成,柱间水泥栏干相连。”⑷ 此次重修,据工人们介绍,是要建成亭柱与斗拱全木质结构。反映了当代钟祥人“遵史仿古”与“修旧如旧”的文物修缮与保护意识。
       传说的宋玉宅遗址,据说在宋玉井的正北面,即石城中路北侧的钟祥市实验小学校园中。据文献记载,宋玉宅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郢州·人物》内称:宋玉,郢人;《古迹》内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可见唐代因“旧传”而被指认的宋玉宅遗址已是一片榛莽,宋玉宅遗物也仅存两方石柱础而已。唐以后这里曾是“郡学宫”所在地,如今更覆盖于现代公路与校园建筑之下。在宋玉井边寻觅宋玉宅遗址,茫茫然惟油然而生怀古之思。

  1. 文献记载
       钟祥宋玉宅,是源于唐代郡守李昉在此地发现了宋玉宅遗址上遗留的两墩石柱础而流传开来的。相关的佐证还有,相传此地有“兰台”的地名和被命名为“宋玉井”的古井。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郢州·人物》中称:“宋玉,郢人”;《古迹》中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又载:“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即玉侍楚襄当风处”,“又有阳春楼诸名胜”。后世地志即承其说。
        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三十三《郢州·古迹》:宋玉石,凡二石,李昉守郡日得之于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十《承天府》:楚贤井,在樠木山下,楚宋玉凿,亦名宋玉井。宋郡守张孝曾建亭,名曰楚贤。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二十二《学校志•安陆府》:安陆府儒学,旧在府城东南隅,樠木山西。……洪武十五年,知县梁栋徙建兰台,即宋玉宅旧址。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一百六《艺文志·石才孺<郢州土风考古记>》:若夫宋玉之宅,两石競秀;梅福之庐,炼丹有井,龟鹤有池;兰台避暑之宫,雄风自若,《阳春》《白雪》之歌,余韵莫传。
         清许光曙、孙福海等《同治钟祥县志》卷三《古迹》:宋(玉)井在府学泮池侧,相传泽宫即玉故宅也。泉味异于他水,上有亭,顺治十年荆西道李棠馥重建,康熙五年大风坏亭,郡守张崇德复修。今亦废。
清程启安等《宜城县志》卷一下《方舆志·宅墓》:《郢州》又纪,洪武中建安陆州学于兰台,即宋玉宅旧址。(《采访记》)
          熊道琛、李权等《民国钟祥县志》卷四《古迹上》:清李堂馥记云:郢学宫为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数武,有泉冷然,相传为宋玉井云。玉盖古词赋祖,地以人传,匪诬评也。
           又《民国钟祥县志》卷四《古迹上·宋玉宅》:按《史记·屈原列传》但称宋玉楚人,王逸楚辞注亦同。楚地广,玉所居属荆属归,迄未能详,惟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云云。据是,则玉所居之地在后魏时为宜城县南。然石才儒《郢州土风考古记》有云:宋玉之宅,两石竞秀;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长寿县·人物》内称:宋玉,郢人;《古迹》内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又载: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即玉侍楚襄当风处,又有阳春楼诸名胜。据是,则玉所居之地,在宋时为长寿,而后魏时之宜城县南,宋时之长寿在今则钟祥也。窃尝考之钟祥,北接宜城,在西汉为郢县,自东汉郢省县,无专称,逮宋明帝泰始六年始立苌寿,中经四百余年并入何县,虽无明文,然以《陈志·马良传》考之,殆以一大部分划入宜城。按马良所居地,今称马良山,在县境西南,《志》称,良为宜城人,实东汉并郢入宜城之确证。《水经注》谓,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既称“县南”,故决其在今钟祥也。当道元时苌寿甫立,其名未著,道元北人,未及深悉,故仍以宜城称之。前《志》谓,郡学宫即玉故宅,盖沿唐宋以来之旧说,其由来固已久矣。
           钟祥宋玉宅遗址,因为相传的宋玉井尚在,所以其位置比较明确,无须考辨。然而钟祥宋玉宅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因为其最早的记载依据的仅仅是传闻。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记述是:“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楚襄王与宋玉游于兰台之上,清风飒然而至,王披襟当之,即其地。”(图十六)“宋玉石,凡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请看,宋玉宅遗址是根据“旧传”;兰台遗址也是根据“旧传”;而宋玉石只是唐人在榛莽中的发现,作为佐证也缺乏公信力,因为石柱础本身是无法证明发现者为其命名的可靠性的。更何况传闻若要证明它的真实可靠,则需要考古发现的支撑。《民国钟祥县志》试图以钟祥古属宜城,且在宜城南,其地符合《水经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的记载,来证明宋玉宅的可靠性,然而却在操作上,为其立论的需要,将原文“城南有宋玉宅”改为“宜城县南有宋玉宅”,进而将“城南”之本意“鄢郢城内南部”说成是宜城地区的南部,这无疑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做法。退一步说,即便将郦道元所说的“城南”理解为宜城南部,宜城与钟祥相距有百里之遥,立论也显得牵强,因为按照《水经注》文字说明的体例,它对于距治所较远处的古迹说明,是一定要标示其里程的,而《民国钟祥县志》却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常识。

3、问题讨论
       其实在钟祥出现宋玉宅以及宋玉井、宋玉石、兰台的说法,是因为其地在唐宋被命名为郢州,今钟祥成为郢州的治所,于是便引起了当时当地人的误解,误以为唐宋之郢州就是古楚之郢都,从而宋玉宅等附会的说法便应运而生。关于郢州是否是郢都的问题,古人早有考论,如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辩说:“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意,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仅止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岂非大误也。”“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又如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宛委余编五》辩说:“郢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纪南城,所谓南郢也。《阳春》《白雪》之倡在是矣。今之承天,初为安陆,萧梁、唐、宋为郢州,所谓北郢也。其在楚非都会地,然则郢曲仍当归之江陵,乃为当也。”我们对郢州的相关问题,在《湖北钟祥调查报告》中已作了详细的考辨,可以参读,恕不赘述。钟祥之故称“郢州”既非古楚之郢都,钟祥之宋玉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据此,钟祥之宋玉宅不需多辨而明之矣。

(五)、临澧宋玉宅
 
1、调查印象
       湖南临澧有宋玉城,据称是因宋玉曾居住于此而得名。以此推理,宋玉城中当有宋玉宅。于是我们在考察了临澧宋玉墓后,在宋玉墓守墓人肖老汉的引领下考察了宋玉城。
        宋玉城位于临澧县城东公路里程4公里左右的望城乡宋玉村。其地表上的遗迹绝大部分被农舍和田地遮蔽或覆盖,可见几处高于地面的台地,是否是城垣遗址因无标识实难确定,而村庄与田地中水塘随处可见,哪里是护城河遗址,也不敢冒然指认。宋玉村的中心是村委会所在地,(图十七)村委会办公小楼的北侧是望城乡宋玉小学,村委会的对面有一方很小很薄却很精致的石碑,是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树立的文物保护标志,(图十八)碑正面刻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宋玉城遗址”等文字,背面刻着“说明”,其内容是,强调保护区的范围。据此,我们知道这一带就是宋玉城遗址了。据1992年版《临澧县志》第五章《文物·古城址》介绍:“宋玉城亦名楚城,因宋玉在此城居住而得名。城址在县城东南3.5公里的望城乡宋玉村,面积约6万平方米。四周尚残留城墙,高约4米、宽约5米,城址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水面最宽处达20米,城址临近道水,四周约10公里间,有多处大型楚墓群。”⑸又据1995年版《湖南省志·文物志》介绍,“其(宋玉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20米,夯土墙残存5段,残高约5米,护城河遗迹尚存。城内出土大量战国时期筒瓦、板瓦、泥质红陶罐、盆等。”⑹这两种介绍至少是18年前或早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物普查时的宋玉城遗址情况,如今夯土墙已难觅旧貌,询问当地年长的村民,也只能指出护城河遗址的大致方位,而哪处水塘是具体的护城河遗址,则不能确定。甚至有的村民说:“别找了,什么(指地表遗迹)都没了。”这样的话,可能是对遗址保护不利的怨词,然而却着实让人颇感失望,我们极尽可能依据县博物馆展示的宋玉城遗址平面图来寻找其踪迹,但依然四望茫然。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于茫然中也只好无奈地作罢。
        据记载宋玉城中曾有宋玉庙和九辩书院等后世纪念宋玉的建筑,今已荡然无存。在临澧县博物馆参观时,我们曾见到一口铁钟、一方宋玉庙碑与一墩石鼓状的磉礅(柱础),据其文字说明介绍,三者均为宋玉庙中的遗物。其中铁钟上铭文有“湖南澧州直隶州安福县观音庵金火匠欧肖,咸丰乙王占李囗三娃敬献”字样,宋玉庙碑的落款也有“咸丰四年”的记载,这个纪年,说明了重建宋玉庙与创建九辩书院的时间。宋玉庙,《太平寰宇记》无载,而《舆地纪胜》始记之,据此推断,当始建于北宋太平年间以后。据《舆地纪胜》“宋玉城内有宋玉庙”,据《安福县志·县境图》标示,庙原在宋玉城南垣外,后废。清代在宋玉城内建九辩书院,同时重建了宋玉庙并移至城内与九辩书院连为一体。这说明宋玉庙于宋代始建时本在城内,后徙迁城外,清代又移建于城内。据当地老人们回忆,在解放前与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于清代重建的宋玉庙与九辩书院中都开办过学校,还一度做过将军乡(解放初此地隶属该乡)乡政府办公的场所,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被拆毁。临澧县博物馆展有清代宋玉庙与九辩书院的复原模型,可弥补访古者之遗憾,然而无法弥补的遗憾是,我们在博物馆中没有看到宋玉宅的相关介绍。但古人推测宋玉宅在宋玉城中,是可信的。

2、文献记载
      临澧宋玉城见于载记,当源于宋玉城的地面遗存。宋玉城遗址在今天尚依稀可见,在唐宋时代其古城遗址一定保存得比之今天更加完好。这样既古且相对完好的古城,被地志编者采访获得并录入,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据传世的文献,最早记录宋玉城的是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其记曰:“宋玉城内有宋玉庙及铜昏堰,皆以铜冶为之,今亩收三十种。”后世地志记此除增标方位里程外,皆遵从其说。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十二《岳州府•古迹》:宋玉城,在澧州南六十里长乐乡。有宋玉庙,又有铜昏堰,以铜冶为之,亩收三十钟。
      清姚培谦、张云卿、张隆孙《类腋》卷六《澧州·古迹》:宋玉城,州西南长乐乡。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七十九《古迹志·直隶灃州》:宋玉城,在州西南六十里长乐乡,有宋玉庙。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七《澧州•古迹》:宋玉城,在州南六十里长乐乡。《舆地纪胜》:宋玉城内有宋玉庙及铜昏堰,皆以铜冶为之,今亩收三十种。
      清褚维恒、尹龙澍等《安福县志》卷七《城池·古城》:宋玉城,在县东十二里长乐乡,原澧州境,今拨入安福。或称宋王城者,误。详《古迹志》。《舆地记胜》:宋玉城内有宋玉庙及铜溷堰,皆以铜冶为之,亩收三十种(本注:种一作钟)。《通志》:在州南六十里。按:旧志以玉乃词客,所居不应名城,或者古有此城,宋玉尝居之,故后人即以玉名,亦未可定,犹新城有车武子宅,后人遂名车城也。此语近是。
       由于宋玉城遗址尚在,并经过考古调查认证为古城,其坐落方位准确明晰,不存在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宋玉城因何得名的问题。清《湖南通志·辨误三》曾有一个推测,以为“且玉词客,所居不应名城。或者古有此城,玉尝居之,故后人以名。犹新城有车武子宅,后人遂名车城。”《安福县志》赞同此说,且说“此语近是”。古人的这一推测得到了现代考古的证实,据1995年版《湖南省志》第二十八卷《文物志》,调查者根据出土文物的时代鉴定认为,宋玉城应为东周时期的城址。⑺这就是说,在宋玉生活时代之前,这个后人名之为宋玉城的古城早已存在了,这个古城址之所以名为宋玉城,可能是为了纪念宋玉曾居住于此。根据此说,有些文章认为,宋玉在得到楚襄王赏赐“云梦之田”后,在这里建造了宋玉城,因而得名,以考古认定的建城时间推算是没有根据的。⑻另则宋玉在《九辩》中自称“贫士”,甚至贫穷到“无衣裘以御冬”的程度,他即便在临澧有“云梦之田”,也不会有宋玉城那么大、且可以让他衣食无忧的面积。因此,宋玉城以及其佐证的资料——如宋玉后人曾生活于此等等,只能证明宋玉曾经居住在这里,而不能证明宋玉修建了宋玉城。因此我们认同《湖南通志》《安福县志》的说法,“古有此城,玉尝居之,故后人以名。”
      
3、问题讨论
       关于宋玉尝居于临澧宋玉城的推测,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可资佐证者很多:1、可资为证的文献资料,有清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其书卷三“宋玉”条说:“有客至澧州,见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可补记载之缺。”又《诸子汇函》所收有《鹿溪子》一书,其书曰:“鹿溪子,姓宋名玉,字子渊。”《诸子汇函》旧题明归有光撰,《四库全书提要》疑为后人伪托,清康熙间人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曾引《鹿溪子》一书中一段文字,说明明代或清初已有称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的说法。不知梁绍壬所闻“宋氏家牒”是家谱编者本于《诸子汇函》,还是《诸子汇函》本于先于其书传世的“宋氏家牒”。此两则资料不足以证明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但是可以证明在明代或清初在临澧有宋玉的后人存在。今之临澧人江从镐于《宋玉·鹿溪子·临澧人》一文中说:“宋玉的后人就住在宋玉城附近,当地农民还租种过他们的田地,直到清朝末年才迁往津市,后又从津市迁往湖北。”⑼这证明宋玉的后人在临澧至少生活了明与清两个朝代。2、可资为证的文物资料,有临澧博物馆馆藏的宋玉庙碑、铁钟、磉礅,这些文物是清代宋玉庙中的遗物,而关于宋玉庙始建的时间则可追溯到宋代。古代某地为某位文化名人立庙,或因其生于该地,或因其官于该地,或因其流寓于该地,或因其死于该地,实与立神庙不同,总是因其与该地有某种地缘关系方才有立庙之行为。这证明宋代人已认为宋玉与临澧存在地缘关系了。3、可资为证的民俗资料,有六朝无名氏的《黄花鱼儿歌》,其歌词曰:“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只道朝宋王,谁知朝宋玉。”这首民歌关乎于临澧的宋玉墓,证明六朝时临澧就有了宋玉葬于此地的说法。《安福县志》又说:“(宋玉墓)向有墓碑,人误称宋王坟,唐李群玉辨之,有‘雨蚀玉文旁没点,至今错认宋王坟’之句。”两则民俗资料相互印证,说明宋玉葬于此地的传说由来甚久。虽然当地文物部门经勘探,认为县志标示的位于县东二十里浴溪河南岸的世传之宋玉墓是自然土丘,不是墓葬,但是也未排除宋玉墓在浴溪河南岸的可能性,并推测宋玉墓可能在浴溪河南岸的看花山上。⑽所以我们仍不能据此完全否认宋玉葬于临澧的传说。据宋玉《九辩》的描述,宋玉晚年“失职”,据《汉书》关于宋玉曾居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的记载,可以推知,宋玉失职后即在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不久又逢秦军逼近,宋玉很有可能南下到了临澧,并终老于此。这个推理完全可以与上两则民俗资料相印证。依据上述的佐证资料,我们认为宋玉晚年居于临澧是可能的。
 
(六)、结语
 
     对于多地记载存有宋玉宅的现象,古人不仅注意到了,而且也表述了他们的看法,例如:
     明周圣楷《楚宝》卷十五《文苑·宋玉附》考辨说:“《水经注》:襄阳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宜城地原属郢都,今承天、荆州,具有宋玉宅,当以荆州为是。《渚宫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避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杜子美《送人赴荆州诗》亦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诗》云:“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然则归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大抵昔贤徙落,安知有宅,以贻后人。文士棲迁,乃托江山而留永慨。李商隐诗云:“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其怀抱故可想矣。
     清孔自来《顺治江陵志馀》:“宋玉宅,在渚宫内。”“今秭归、安陆、宜城皆有宋玉宅,尽附会耳。”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襄阳府·古迹》宋玉宅:在宜城县南三十里。《水经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
     清程启安等《宜城县志》卷一下《方舆志·宅墓》考辨说:《渚宫旧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哀江南赋》所谓“诛茅宋玉之宅”是也。又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有宋玉宅。《郢州》又纪,洪武中建安陆州学于兰台,即宋玉宅旧址。又不但如《一统志》所言三者已也。盖名贤所至,人争艳之,昔日居停之所,后世莫不以故宅目之。然玉乃宜产,宅又在墓侧,自当以在宜城者为确。(《采访记》)
     清恩联、王万芳等《光绪襄阳府志》卷五《古迹·宜城县》:宋玉宅在城南三十里。县南有宋玉宅。(《水经注》)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通志》引《一统志》)
     分析上引“考辨”:其提到存有宋玉宅的地方有宜城、荆州、承天(今钟祥)、归州(今秭归)四处。其中未提及临澧,大概是因为过于拘泥“宋玉宅”的概念内涵,而将宋玉城内的宋玉居处排除在外。这种一人有多处故宅遗址的现象与许多古代名贤故宅一样,可称之为“故宅多地现象”。上引“考辨”对于这种多地现象各有不同的思考,假若将他们的思考综合在一起,则其思考还是比较合乎学理的:首先,认为名贤之出生并成长的居所是不容置疑的“里居”故宅,这种故宅是可以做为遗产传承的。其次,人之“徙落”与“居停”之居所,或无意留与后人,或无权留与后人,这种故宅的认定需要考实其人的行径,才能坐实。再次,故宅多地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徙落”与“居停”的居所,是出于“名贤所至,人争艳之”的动机与“托江山而留永慨”的目的。这种动机与目的与史家实录精神是有很大区别的,往往代表着文人意识。纵观地志的古迹记述,在这种动机与目的影响下被载录的古迹,不在少数。然而,由于上引“考辨”各执一端,他们考定宋玉宅所在地的结论各不相同:《楚宝》认为“荆州为是”,《宜城县志》认为“宜城者为确”,都是强调宋玉的出生并成长的居所,只不过《楚宝》认为宜城古属郢都,郢都明属荆州,所以将宜城纳入荆州的辖属。《顺治江陵志馀》认为在荆州“渚宫内”,强调宋玉游宦之地的居所。《清一统志》《光绪襄阳府志》认为宜城、归州、荆州三者均是,不过居处时期不同。这是既强调宋玉的出生并成长的居所,又注意到了宋玉的行经。如果说诸家考辨也有相同之处,那么就是他们一致否定或不采信钟祥宋玉宅,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宋沈括和明王世贞的论证,认为明之承天、清之安陆、今之钟祥在唐宋虽称郢州,但史称“北郢”,并非是楚襄王时的楚都——南郢,亦并非宋玉行经所及。上引具有代表性的“考辨”基本代表着明清两朝考辨者的共识。
      我们赞同古人肯定宜城宋玉宅与否定钟祥宋玉宅的结论,但对于古人认定荆州、秭归宋玉宅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于荆州、秭归宋玉宅的质疑,我们在各节“问题讨论”中已据其各自的疑点作出了阐述,这里就其共同的疑点进行讨论。荆州与秭归的宋玉宅都属于传说中的宋玉行经之居所,文人们出于“名贤所至,人争艳之”的动机与“托江山而留永慨”的目的,将其采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采用时并不介意“传说”是否可信,也无需考证“故宅”是真是伪,信手拈来以抒发“艳之”之心境、“永慨”之情怀。其实,由于文人们出于“名贤所至,人争艳之”的动机与“托江山而留永慨”的目的,在诗词歌赋中采录传说中的名胜古迹,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的确有一些真正的名胜古迹籍之闻名遐迩,另一方面一些附会出来的古迹也籍之鱼目混珠。以钟祥的古迹白雪楼为例,在唐代诗人多有吟咏,如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云:“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汪遵《郢中》云:“莫言白雪少人听,高调都难称俗情。不是楚词询宋玉,巴歌犹掩绕梁声。”许棠《陪郢州张员外宴白雪楼》云:“高情日日闲,多宴雪楼间。洒楹江干雨,当筵天际山。带帆分浪色,驻乐话前班。岂料羁浮者,尊前得解颜。”如此一来,致使白雪楼名声大噪。宋沈括有见于此,特考其真伪,他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辩驳说:“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于是郢州白雪楼即遭冷落。白雪楼废后,清代初年因其被质疑即不再重建,而是在其遗址附近另建了巢云亭。钟祥宋玉宅,也因钟祥之古称郢州非是楚都南郢,而被清代志书所否定。那么,荆州与秭归的宋玉宅是真是伪呢?古人对于宋玉的生平行迹没有深入的研究,依据宋玉作品中有宋玉从侍楚襄王的记述,认为荆州宋玉宅是其“服官郢都时居之”;遵从王逸“屈原弟子”说,认为秭归宋玉宅是其“从屈原游学时所居”。这是依据当时的宋玉研究认知做出的判断,反映了历史或曰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宋玉研究有了更为深入、更为接近历史的新进展。按照近当代宋玉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讨论这个问题:游国恩推测宋玉生于公元前296年,陆侃如推测宋玉生于公元前292年;陆侃如推测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年,游国恩推测屈原卒于公元前277年;以屈原卒年上推9年即公元前287年或286年屈原被楚襄王放逐;秦将白起攻占楚之郢都在楚襄王21年即公元前278年。以此推测,屈原被放时宋玉10岁或5岁,楚郢都沦陷时宋玉18岁或14岁。明眼人一看便知,10岁或5岁的宋玉不可能“从屈原游学”,况且屈原被放江南直至沉江并不在秭归;18岁或14岁的宋玉不可能在郢都即今荆州“服官”并奉旨为楚襄王作赋,宋玉出仕从侍楚襄王必在楚迁都陈郢而后。据此,荆州和秭归的宋玉宅均为“艳之”者附会。至于临澧宋玉宅,古人虽未将其纳入视野,但最有可能为宋玉晚年的居处。其论证我们在“临澧宋玉宅”一节中已作出了阐述,此不赘述。总之,我们认为宜城宋玉宅是宋玉里居,临澧宋玉宅是宋玉晚年居所,而荆州、秭归及钟祥的宋玉宅是为附会。

注释
⑴曲英杰《长江古城址》
⑵湖北省江陵县志编委会编《江陵县志》1990年版。
⑶见蒲士培主编《屈原生地论集》,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⑷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钟祥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⑸⑽临澧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澧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⑹⑺《湖南省志》第二十八卷《文物志》1995年版。
⑻临澧宋玉学会《宋玉生平考析》,中国临澧县宋玉学会主办《华人论坛·宋玉城专刊》,华人论坛杂志社2008年元月号。
⑼江从镐《宋玉·鹿溪子·临澧人》

附录:宋玉宅遗迹及传说田野调查纪实图片
\                      \
            图一                                                             图二
\                      \
             图三                                                            图四
\                      \
            图五                                                              图六
\                      \
            图七                                                              图八
\                       \
               图九                                                            图十
\                        \
                 图十一                                                    图十二
\                        \
                图十三                                                     图十四
\                        \
                 图十五                                                    图十六
\                         \
                 图十七                                                     图十八